保姆，是一本难念的经。当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生育高峰时，找一个称心保姆成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最头疼的事。
    有管理学硕士头衔的张先生在职场打拼了10多年，作为单位里人力资源主管的他可以说是阅人无数，在单位里，他就是凭着“挑人”的独具慧眼坐到了高管的位置。可在选择自家保姆的问题上，总是看走眼。孩子刚两岁，保姆换了若干名，时间最短的一个就干了一下午。面对张太太的抱怨，张先生无奈地回答说，市场通行的用人标准、合同标准，碰到这个行业也只能折了腰。

    事实上，当下的保姆市场确实存在畸形：星级月嫂，特级育儿嫂，“星”在哪儿，“特”在哪儿，基本就凭中介公司张口道来，保姆们的实际能力，工作年头，无从证明和评判；再有，在保姆和客户间一手托两家的家政公司，有相当一部分，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几平方米租来的房子就是全部的家当，收取中介费的时候言之凿凿，但事实上却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出了问题，基本只能关门了事，更别提推动市场规范和行业进步了；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目前基本没有相关的法律对其规范和约束，就连《劳动合同法》都把保姆排除在外，与之相关的是保姆整个群体也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没有任何保障的这个群体往往竭泽而渔，过度向市场索取，最终的结果是保姆的费用迅速上涨，但服务质量却多年来停滞不前。

    经济学家汤敏最近在一个论坛上表示，根据他的调研，如果保姆市场能步入规范，那么这个行业可以吸纳500万、甚至上千万的女性农民工就业，因为市场对保姆有强大需求，只要有了规范，这个市场很快就能急剧扩张。7年前，汤敏和经济学家茅于轼创办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他们培训西部来的贫困妇女，希望保姆行业为他们拓出一条脱贫的道路，从2002年到2008年，有超过1．3万名农村妇女通过他们的机构走向市场。

    那么这个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规范，怎样才能走出畸形？

    凭什么相信你是金牌月嫂

    2007年当上妈妈的周小渔至今对两年前扎堆生“金猪宝宝”的情形记忆犹新，除了医院人满为患外，最让她头疼的是那一年在北京请一个月嫂的费用大抵要和自己的工资相当。头一年同事请的月嫂还只要2000元一个月，但就是这同一个月嫂，在2007年，其工资行情已经到了4800元一个月。

    周小渔夫妇的父母都在外地，初为人母的她在慌乱和紧张之中只得把养育孩子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广告里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月嫂身上。媒体上一轮轮月嫂难求的消息逼得周小渔在孩子出生3个月前就开始穿梭于家政公司之间。

    跑了四五家，每家公司对月嫂的级别都划分不一样，那些有经验的月嫂被贴上了“高级”、“金牌”、“五星”等标牌，可是如果要具体问起来，高级究竟高在哪儿，五星究竟星在哪儿，周小渔发现这些公司就开始语焉不详，唯一说得清楚的是，这些月嫂干的年头长，带的孩子多。但要再继续往下问，究竟带了多少孩子，干了多少年，家政公司的回答往往让周小渔不敢相信，比如有个月嫂号称自己带过70多个孩子。

    在咨询过程中，周小渔也面试了几位月嫂，摆在她面前的难题是，她不知道该问些什么，因为月嫂究竟该干什么，什么是她们的服务标准和规范，周小渔是不知道的，市场上也没有统一标准。

    已经奔四十的周小渔夫妇算是为了事业老来得子，抱着“再贵也得请个好的”的念头，他们预订了一名家政公司推荐的4000元的特级月嫂，因为据说，特级月嫂不仅能对孩子进行日常护理，还能帮助做早期智力开发。

    让周小渔没有想到的是，在月嫂这个市场，价格并不一定和服务品质成正比，这个结论是周小渔在月子里换了三任月嫂的经历得出的。

    第一任月嫂是在周小渔生产后第七天被解雇的，原因是双方就月嫂究竟该承担哪些义务达不成一致。月嫂来的第一天就宣布了若干事情不在自己的职责范围，甚至包括做饭。

    周小渔仔细盘算了一下，剩下的、在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大概就只剩下给孩子洗洗澡、换换尿布了。她翻出了当时和家政公司签的合同，发现其中对月嫂的责任划定是很粗糙的，只写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但没有说明哪些该做。周小渔悄悄给几位同期新妈妈发了短信，询问月嫂究竟该做什么，大家的回答五花八门。“真不知道这4000元买了什么”，周小渔说。

    7天里本来该享受充足营养的周小渔时常处于饥饿状态，不得已只得再找了一名小时工帮助做饭。有朋友来探视，看见整天忙得团团转的是周小渔，而月嫂却幸福地躺在床上，朋友悄悄说，月嫂倒更像是做月子的。

    不得已，周小渔只得向家政公司申请换一名稍微勤快一点的月嫂，至少能让自己吃上饱饭吧。公司态度也很好，马上就给换了。

    只盼着赶紧来新人的周小渔也没来得及仔细问新月嫂的情况，几天后，她才发现，拿着她4000元薪水的特级月嫂居然是个冒牌货，在来周小渔家之前，这位阿姨除了自己18岁的儿子外，根本没有带过孩子。这位月嫂倒是很勤快，热衷做饭，但周小渔指望月嫂能给自己带来先进育儿理念的想法全部落空，看着月嫂笨手笨脚地给孩子洗澡，以致孩子嗷嗷大叫的状况，周小渔只得再次申请换人。

    因为有了周小渔对家政公司强烈的抗议，第三名月嫂终于是勤快也比较有经验的。但刚享受了几天做月子幸福时光的周小渔又遇到麻烦，无缘无故，月嫂边洗碗，边把家里的碗摔得劈里啪啦响，一套1000多元的餐具纷纷变得呲牙咧嘴。周小渔又一次向家政公司抗议，在公司的干预下，这名月嫂道歉说自己是更年期，每隔几天就有一股无名火。周小渔吓得要终止合同，还好这次摔的是碗，要是孩子该怎么办？

    终止合同的要求被家政公司婉拒了，公司说，钱已经收了，退不了，不满意，可以换人。有了三任月嫂的经历，周小渔相信下一位也好不到哪儿，只得把婆婆从农村老家请来。婆婆虽然不懂得什么早教，但应付个洗澡、换尿布还是得心应手的。

    马大夫是北京一家著名医院的儿科主任，她的儿媳妇生产在即，放着有丰富育儿经验的奶奶不用，非得要去请一名月薪4800元的月嫂。马大夫问儿媳妇，月嫂能干什么？儿媳妇想了想说，会洗澡。

    马主任听了哭笑不得。这位在儿科从业30年的专家说，她阻止不了儿媳妇请月嫂，但她很气愤的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就诊是因为那些所谓的月嫂照顾不周，或者是对没有经验的新妈妈们瞎指点，结果盲人骑瞎马。有的月嫂可能带的孩子多一些，但并没有任何医疗常识，可她们还敢声称自己能护理婴儿肚脐、辨别黄疸，有的甚至延误了孩子的治疗。

    马大夫说，另外，这几年流行说给婴儿做皮肤抚触，有利于智力开发。而大部分月嫂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是在孩子身上瞎按一气，这揉揉，那捏捏。在她接触的病例中，就有新生儿盆骨让月嫂拽脱臼的。在医院里一名专业的按摩师至少要跟着师傅学上五六年，而有的月嫂刚进城两个月就说自己懂中医。

    几天前，周小渔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一名月嫂因为喂奶不当导致婴儿呛奶窒息，被家长起诉后，索要赔付数万元。

    这则信息让周小渔有些后背发冷。之前，她已经在网络的论坛里听说过这条消息，据说呛了孩子的月嫂根本不具备带小婴儿的能力。自从请过月嫂之后，周小渔就很关注媒体上关于用户和保姆之间纠纷的新闻，这类新闻这几年见诸报端的很多，纠纷甚至官司背后是保姆技能、服务标准规范的缺失。

    北京青欣家政服务公司的刘欣经理总说自己是个胆小的人，她说，在她的公司里，她从来不敢把刚来的保姆推荐去做月嫂，那样风险太高。可是由于月嫂的工资要高于普通保姆，很多保姆来北京都是奔着做月嫂来的，要是公司不安排她做月嫂，很快她就能流转到别的公司，毕竟这个市场目前还是供不应求。

    刘欣说，出于风险的考虑，自己还能坚守一定的底线，可是就得拿利润做交换。她特别希望同行们都能遵守一定的行业标准，比如有多少年从业经验才能做月嫂，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可以向客户要4000元。“五星级酒店都是有标准的，同样是服务业，政府主管部门应该也给出保姆定级、挂星的规范。”刘欣说，虽然这几年行业协会也同北京市质量监督局一起对月嫂和育儿嫂的服务制定了地方标准，可是由于市场缺乏督察和监察机制，漫天要价，以次充好是没人管的，标准无人执行。

    下了火车就想挣4000元

    据北京市家政协会的数据，在北京，差不多有10％的家庭以不同形式雇用保姆。作为消费者，当然希望请到的保姆不需要从ABC教起，领回家就能上手，而事实上，能碰上一个稍有经验的保姆，都算是撞大运了。

    为了照顾上小学的儿子，马东一年换了4个保姆，每次家政公司都打包票说，保姆都是培训过的，有一家甚至夸口说，他们公司的保姆至少能炒二三十种菜。

    马东请了一名号称会炒几十种菜的保姆回家，晚饭时间该保姆露一手了，这名20岁的小保姆说了，她这一辈子都没吃过20多种菜。至于培训，她说，也就是公司里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唠叨了几句注意事项。

    北京市家政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的保姆中，初中以下学历的占92％，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这样的队伍如果没有培训自然没有科学育儿的知识，也不会懂得真丝衣服的洗法。

    中青家政公司的负责人庞大春学是法律出身，他研究了近年来媒体披露的若干起保姆、雇主和家政公司之间的官司，在这些官司中，有些保姆没有安全意识，烧死照顾的老人的，有些保姆干活粗枝大叶打坏雇主家古董的，还有保姆摔伤孩子，因无知隐瞒伤情的。庞大春认为，如今的保姆行业不是一个简单的服务行业，而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正因为是一个有风险的行业，就需要从业人员的准入有一定门槛。

    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总经理陈祖培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保姆所照顾的群体有可能是最弱势的老人、婴幼儿，这需要保姆们经过一定培训，很多从农村来的保姆，融入城市，还有许多东西要从头学起，比如城里人认为很简单的煤气、电器。

    陈祖培所服务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是一家专门为中西部妇女提供家政培训和就业安置的机构，他介绍说，根据他们多年来总结的经验，要成为一名基本合格的保姆，至少需要三周的培训，而要成为能看护婴幼儿的保姆，又必须在超过半年的工作经验基础上再有三周的培训。

    不管是雇主，还是家政公司都知道培训的重要性，可是得到过正规培训的保姆是凤毛麟角，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组织的培训在市场上大概是最长的，有三周，过去7年中，他们只能为市场提供1万多人。

    陈祖培认为，市场上大多数家政公司的培训搞不起来有多重原因，第一，绝大多数保姆来北京就是为了挣钱，恨不得上午下了火车，下午就能找到一个挣4000元的岗位，他们很多人从内心里是抵制培训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有一类培训是提升保姆工作水平的中级培训，就是对富平出去的保姆进行回炉培训，三周的培训后保证提供底薪1500元的岗位，这个薪水标准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但很多保姆也不愿意耽误这三个星期。

    第二，培训是需要成本的，比如说，学烹饪，那都得要真材实料的实践，别说炒虾仁了，就学一个鱼香肉丝都要花不少钱。

    培训费谁来出成了培训的最大障碍。

    陈祖培介绍说，由于富平家政和农民工输出地的政府有一定合作，所以培训费由保姆、富平家政、地方政府共同承担。

    要不要保姆承担培训费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陈祖培介绍说，富平曾经在一个地区试过零培训费的政策，不需要保姆承担培训费，一下招来了上百名保姆，到了北京之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说，如果再不去长城和故宫，他们就要回去了。对此，陈祖培的思考是，保姆也必须承担一定的培训费，这样才能把真正想到城市就业的人筛选出来。

    再有，类似富平这样为期三个星期的培训是要场地支持的，不然三个星期，学员们吃住在哪儿？陈祖培给出了一个建议，他说，他们目前得到的政府支持都是来自农民工输出地的，这些地方大多财政困难，拿出培训费已经很不容易，今后能不能由输入地政府为培训费用埋单。以北京为例，保姆服务了北京10％的家庭，解决了这些家庭的后顾之忧，当前中央政府也提出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这也是打造保姆培训框架的一个机会。

    北京青欣家政服务公司的刘欣认为，保姆提供的服务不尽如人意，没有培训，没有技能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保姆这个行业是最缺乏保障的一个职业，在一些地区连农民工都有社保，但保姆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医疗、工伤保险都与他们无缘，这就导致即便现在保姆的工资上涨很快，但保姆行业招工依然很困难，对大多数人来说，要不是只有这一个选择，绝对不会干保姆的，这个行业目前的状况注定不能吸引素质相对高的人群进入。

    正因为未来的若干不确定性，所以大部分干保姆的都希望尽早进入高工资序列，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逻辑在他们那里讲不通。

    一位业界专家肯定了刘欣的判断。他介绍说，目前，保姆与雇主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雇佣关系，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2条规定的用工主体因服务或者提供劳务发生的纠纷，应当按照雇佣关系处理。而且家政服务业本身的特殊性，如工作时间、福利待遇、劳动保障等，都无法用《劳动合同法》来调整，由此决定了家政服务被排除在《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一部调整规范家政服务业的全国性法律或法规，因此也决定了家政服务业的非正规就业地位。

    要不回来的中介费

    若干年前，大部分家庭雇用的保姆都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而最近几年，随着家政服务公司的遍地开花，他们已经成了城市家庭雇用保姆最主要的渠道。选择家政公司，跟家政公司打交道逐渐成了一些城市家庭的必修课。

    马东找保姆那家公司实行的是年费制，要在这家公司找保姆，好吧，先交一年的年费，每个月200元。付了年费，再给你推荐保姆。

    交了年费，领了保姆回家，可是连续换了几个，都不合适。马东只好换了一家公司再找保姆。因为换了公司，马东希望退回她在先前那家公司的年费，但碰了软钉子。人家的说法是，“你不满意，我们有的是人，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但年费收了怕是不好退了。”

    在跟家政服务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让马东特别不舒服。跟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公司拿出了好几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公司的免责条款，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都事先已经声明不负责任。马东不解地问，那作为一手托两家的中介，你们都负责什么？另外，合同中并没有说明，消费者的权益谁来保障。

    在很多和育儿相关的网络论坛中都有怎样和保姆家政公司斗智斗勇的帖子，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是，“家政公司就是弹簧，你强他就弱”。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不是良性的模式，可显示的问题是，当消费者和家政公司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摩擦时是没地方理论的，要么就上法院，但这样极端的方式解决家长里短的矛盾有点杀鸡用牛刀。

    现实的情况确实是消费者投诉无门。家政公司究竟归谁管，业界一位人士说，这个机构唯一跟政府沾点边的就是在工商部门登记营业执照，在税务部门缴纳税，应该说，这个行业长期处于政府监管的真空地带。

    而另一方面，很多保姆也对家政公司牢骚满腹。周小渔家请的月嫂就告诉她，别看自己对外标价4000元，可其中差不多一半的钱要被公司拿走。

    事实上，家政公司之间也有矛盾。在业界打拼了五六年的一位家政公司的负责人就说，这是一个只拼价格，不拼服务的畸形行业。他说，在他看来，4000元一个月的月嫂价格没有任何道理，但别人都是4000元一个月，你不是，消费者肯定认为你不够档次，同行也认为你不随行就市，反而没了你的立足之地。

    这位经营者还透露说，家政公司目前的进入门槛是很低的，甚至无须注册资本，任何人都能开张。可实际上随着城市家庭对保姆层次需求的提高，保姆逐渐成为技术含量很高的职业，尤其是婴幼儿的护理，婴幼儿关键的几个成长期稍纵即逝，错过了就耽误了孩子心智的成长，可很多提供婴幼儿护理的家政公司的老板根本不懂这些知识，一张桌子，两部电话就撑起一家公司。

    还有一个行业的秘密是，目前绝大部分家政公司采用的所谓“会员制”的经营模式都规避了自己的责任和风险。

    具体来说就是，所有的保姆都是家政公司招募的会员，而不是家政公司的员工，家政公司帮助保姆寻找客户。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在合同关系方面，由保姆和雇主签订服务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家政公司不是服务合同的主体，只起见证人和介绍人的作用。这种模式下家政公司不承担任何由保姆给客户造成的损失，客户与保姆之间的纠纷由其自主解决，公司可予以协助。另外，因为保姆不是员工，家政公司不用负担她们的任何社保费用，这也使得这个群体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畸形局面如何扭转

    说起这个行业的畸形局面，在采访中，相关利益各方都有这样的共识：保姆达不到市场所需的服务标准需要培训，但培训费没人埋单；保姆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中介公司缺乏规范运作，职能部门监管有真空。此外，最关键的是，目前还没有看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准备出台规范标准和加强监管的动向。

    政府监管没有动静，市场也并不是一团糟，虽然目前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覆盖保姆这个群体，但由于这个行业越来越被公认为是高风险行业，所以在不少城市有很多保险公司都推出了针对保姆的特殊险种，比如，人身意外伤害险等。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的陈祖培介绍说，从几年前富平就开始为他们的保姆购买此类的商业保险。

    但对大多数公司来说，这种保险还是叫好不叫座，关键是没人埋单。作为雇主一方，保姆的流动性非常大，个别极端的可能合作时间就一天、半天的，雇主凭什么给买保险。对保姆来说，尽管每个月的保费只有十几元，但总是有这样的心态，“我不会是最倒霉的那一个吧。”

    商业保险是一种自愿非强制性的保障，不能从根本解决保姆市场面临的问题，北京青欣家政公司的刘欣和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的陈祖培都认为，国家应该把保姆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早有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王竹青在一篇论文中提到，目前我国保姆的构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城市下岗工人，另一种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其社会保障问题都需要解决。无论是城市下岗工人还是农民工，首先要解决的都是家政服务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的问题。其次会涉及到城市下岗工人的保险衔接问题，以及农民工返乡时的保险后续问题。城市下岗工人的保险衔接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问题，难以解决的是家政服务如何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的问题，以及农民工返乡时的保险后续问题。

    那么家政公司如何发挥挑起两头的作用呢？刘欣说，她今年准备尝试对一些技能过关，长期零投诉的保姆实行年薪制，这样保姆就成了公司的一名员工。这种做法有可能产生几个优势，首先，既然是员工，公司就会考虑保险的问题，获得保障的保姆就不会急功近利，有了接受培训的时间和可能，这样就能提供服务的品质。而对公司来说，可以积聚和吸引一批业务熟练的保姆留下，提升公司的信誉和品牌。但究竟能有怎样的效果，还有待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