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员活累、事多、压力大，所得到的收入与劳动付出不成比例

　　“保姆这个行业不好做，但是为了生活，我还要继续做下去。”在北京一家家政公司，40多岁的詹大姐告诉记者。

　　詹大姐家在湖北农村，山区收入低，生活不容易。2003年，她离开两个尚还年幼的孩子，只身一人走了出来，来到北京。为了给家里挣更多的钱，她选择做了一名家政员，这一干就是近10年。

　　“我睡觉不好。”因为这个原因，詹大姐换过很多“东家”。刚到北京时，她在月坛南街，照顾一位80多岁老太太，每月的收入只有500多元，老太太生活规律性强，晚饭吃得早，睡得晚，“每天下午4点半我们就吃完晚饭了，晚上我总是觉得很饿，可也不敢自己一个人吃东西。”詹大姐告诉记者，除了做饭和打扫卫生，她还要陪老人散步，“老人很古板，一旦看不见你，她就会四处找；在一起，又嫌你碍手碍脚。尽管这样，我也只能小心翼翼地陪着她。”后来，詹大姐来到另一个家庭，照顾一个9岁的男孩，“他与我女儿一样大。”这种感觉让詹大姐对孩子倾注了更多的爱心。那时候她负责接送孩子、做家务、做饭，虽然一个月也只有500多元收入，十分微薄，但她仍然觉得很温馨。

　　詹大姐在一个家庭工作最长的时间有4年半，照顾一对从美国归来的夫妻，他们住在35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但富裕的家庭并未给詹大姐带来更多工钱。2007年，她每月工钱只有800元到900元。虽然到第四年涨到了1600元，但过春节，她得到的红包也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她最短的家政经历只有10天，虽然这家答应每月支付2400元的工钱，但因为严重失眠导致精神疲劳，思想压力很大，雇主也不满意，她最终选择了离开。

　　詹大姐的经历是成千上万保姆中的一个缩影。她们只身一人，在陌生的城市独自打拼，工作累、待遇低、压力大。对她们来说，最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关心与帮助。

　　詹大姐的丈夫在武汉干建筑，夫妻二人每周只通一次电话。面对生活的艰辛，詹大姐从来都是一个人承担，不愿意在电话中倾诉。为了多挣些钱，詹大姐通常一年只回一趟家。

　　去年，詹大姐母亲病重，她挤出时间，赶回老家看望母亲，一片赤子之心却没能让母亲留下……提到这里，詹大姐默默流下了眼泪。

　　詹大姐没有念过书，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今年，儿子已经上四年级了，但是学习成绩并不好，去年又留级一年。在电话里批评几句，儿子却理直气壮：“你没管我，都是奶奶管我……”詹大姐无话可说，只能擦干眼泪继续去工作。

　　误解多——

　　在不少家庭，雇主甚至不让保姆上桌吃饭，彼此十分隔膜，工作怎能做好？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尊重。”刚刚干家政不久的小王认为。小王来自河北邯郸，今年20多岁，大专毕业后先在一家电子工厂做装配工，由于工作强度大、休息少、工资低，她最终离开这家工厂，来到北京做家政。“家政服务业缺口大，需求高，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职业。”小王认为，她性格比较随和，应该适合这类职业。

　　小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家庭整理家务、打扫卫生、烧饭做菜，与一家人的关系也算融洽。但很快，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一次雇主家来了亲戚，洗澡时，随手将自己佩戴的项链放在了浴室里。洗完后，项链怎么也找不到了。这位亲戚怀疑是小王做了手脚，竟径自冲进了小王的屋中翻箱倒柜地找。

　　“她怀疑我，这没什么，我也没往心里去，但是她那样随便地翻我的东西，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事后，家人在浴室找到了项链，“洗刷”了小王的冤屈，这名亲戚也向小王赔礼道歉，但小王还觉得很委屈。

　　小王发现，不同年龄的家庭对保姆有不同的要求。与年轻人相比，中老年人讲究得更多，而且有时候一些人还会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子，对家政员吆五喝六。“他们不希望看到我们‘闲着’，总觉得我们可能在‘偷懒’，所以我们有时候得一直忙下去，很难休息。”

　　家政人员的辛勤付出更需社会尊重。只有将心比心，让家政人员真正成为“家”里的一分子，才能消除误解，让家政服务更称心。

　　40多岁的刘大姐来自安徽，从事家政服务业已有15年之久。她告诉记者，家政员都希望能融入雇主家庭，希望成为家庭当中的一分子，这样能增强责任感，干起活来才痛快。但是，在不少家庭，雇主不仅不把家政员当自己人看，甚至不让上桌吃饭，彼此十分隔膜，工作怎能做好？

　　“双方需要经常沟通，这样才能彼此尊重。”刘大姐说，现在她所在的家庭对她很关照，完全把她当家人来看待，刘大姐儿子结婚时，这家人还忙着跑里跑外，帮助筹备婚礼，这让刘大姐非常感动。“这家人给了我‘家’的归属感，我想我也会在这个‘家’一直做下去。”刘大姐对未来充满了期待。